作者｜胡巍
今天，城市居民见惯了外卖骑手的身影。
他们风里来雨里去，等不来电梯就飞奔上楼，高速驾驶有时会吓到行人……匆忙、矫健、拼，是很多人给他们的评价。
尽管身穿各知名大厂的制服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，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职工。如果一直从事这份职业并不做改变，他们生病去医院得不到医保报销，退休之后也领不到养老金，更不存在失业领救济的事。
但某种意义上，他们是自愿的——不需要雇主，只为自己打工。
骑手不同于快递员
达达集团不久前披露的2023年度ESG报告显示，有120万骑手在平台上获得收入。
这是一份中规中矩的ESG报告，与同行们一样，达达集团也描写了这些内容：“举办‘927’骑士节”，“推动爱心点位建设，助力日常休息与应急”，“建立子女教育基金，圆骑士子女大学梦”，“关爱骑士身心健康，帮助排忧解难”……
还有更加实质性的内容：“公司总计开展线下培训11.4万场，覆盖骑士超过34万人次”“达达快送平台共促成约90亿元的运费”“女性骑士占比约12%”“安全专项培训累计覆盖160万人次”……
不仅是达达，很多ESG年报和社会责任年报都表明，从事即时配送行业的企业们（为通俗起见，下称外卖电商或外卖平台企业），的确为骑手做了很多事情。
但不少人关心的五险，在骑手群体中普及率几何？企业们均未详述——除了在ESG报告中寻找，虎嗅ESG组还曾向企业咨询，试图了解骑手的五险参保人数，也未获答案。
京东历来以完善的职工社保福利而闻名，这使得京东快递员区别于其他一些企业——只要正常工作，他们看病有医保报销，老了以后能领退休金。
这又使得未签劳动合同的达达骑手，成为京东旗下相对特殊的劳动者群体。
原则上，快递员和骑手不应该有什么不同。但如果代入商业竞争环境，京东快递小哥与达达外卖骑手确实存在区别。
一般认为，外包可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。
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、副教授许志星指出，对待快递员和骑手，京东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用工模式，与特殊的竞争环境存在关联。
京东物流不仅早已在行业站稳脚跟，而且作为头部企业，足以对行业竞争环境发挥一定影响力。适当支出用工成本，可以提升企业服务质量，而高质量的快递服务又促使更多消费者愿意选择京东自营。
但通过接手达达而进入外卖行业的京东，不仅是后来者，且市场份额偏小。从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数量，达达的120万远小于竞争对手的700多万和300多万——对手们均选择了成本更低的用工方式——处于弱势地位的达达，也要考虑如何在行业站稳脚跟。
消费者价格预期
多年前，骑手有无社保的话题关注度并不高。某种意义上，有些人羡慕骑手——辛苦，没社保，还有一点安全风险，但在高收入面前都不算什么。直到收入下降了，人们才觉得骑手吃亏。
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要让企业为劳动者上社保，企业必须多花一笔钱——除非企业愿意调低利润，或者消费者愿意多付一些服务费来弥补企业支出。
其实，这在京东快递员身上做到了。
一方面，部分京东老用户的消费习惯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培养，这些人多数愿为更好的服务和正品保证买单。
另一方面，京东也付出了很大的经济代价。作为少数与一线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缴纳“六险一金”的物流企业，京东物流2023年人力资源支出达821亿元。事实上，传统电商都依赖快递发货，而京东因为自建物流而延迟了盈利，京东物流更是到2022财年才首度实现全年盈利。
京东物流2023年人力资源支出达821亿元。（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）
但外卖行业不一样，且京东差不多是入局最晚的了。
多年前的“百团大战”打得如火如荼时，“培养用户习惯”是一个热门词汇。烧钱成为众多企业留给公众的印象之一。骑手的高收入得益于烧钱，用户习惯的培养也需要烧钱——消费者吃同样的午饭，方便快捷、选择丰富，甚至还更便宜。
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任润指出：“通过各种打折、优惠券等等方式让利，这是快速推出新产品或服务，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有效手段，战略角度讲OK，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把客户预期教育得更加低价了。”
浙大城市学院法学院教授、浙江省劳动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红列向虎嗅ESG提到，当年的各种烧钱行为，具有“资本无序扩张”的特征，这是骑手劳动保护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烧钱不可能持久，就连一些企业都会被淘汰。当消费者的价格预期渐渐稳定，补贴也在退潮——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骑手，补贴都越来越少。
如果难以要求消费者支付更高的费用，但企业仍要提供高质量服务，谁为高质量服务买单？任润留下了一个开放式问题。
各方合力才可破局
无论电商还是外卖，两种业态在欧美的发展史都比中国悠久——亚马逊是世界上营收最大的电商，而快捷的外卖服务则是必胜客等企业的传统强项，它们都是商业上的成功者。
但中国外卖电商的用工模式却未在任何一个欧美国家被复制，包括出海的中企，也没有将其照搬出去。
一个原因是经济社会的氛围，比如前文所述的，欧美消费者愿意为更快的送货上门支付一小笔费用，所以企业们不必复制。另一个原因是，中国的用工模式难以在当地完全合法化，所以也无法复制——“欧美在法律上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。”吴红列说。
吴红列指出，无论中外，互联网经济都对劳动法构成系统性挑战。“现行劳动法体系已经有几百年历史，针对的是大工业生产方式，劳动者集中在一个时间、一个地点上班，一个人也很难加班，但互联网经济把原来的整体性劳动碎片化了，颠覆了这种生产方式。所以严格意义上，对于互联网经济而言，灵活就业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表述。”
面对同样的颠覆，要么经济先行，要么法制先行。欧美选择了后者，其代价就是，无益于政府解决就业问题——失业是导致街头骚乱屡屡见诸欧美报端的原因之一。
中国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。代价是，当往来穿梭的外卖骑手成为新城市街景时，劳动者权益问题难免被舆论诟病，一些企业的品牌形象也会受损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摸着石头过河是既要促进经济发展，也要寻求解决社保问题，两者并不矛盾。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，完善社保体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。许志星举例分析说：“比如，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创新，而创新需要闲情逸致；再比如，缩小贫富差距可以促进消费。”
但允许经济先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更可能倒逼制度的完善。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进展，比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，其实骑手是可以自行购买的。
当然，参保率低也是客观事实。
一所知名高校的经济学教授列举了很多制度性问题，例如：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并不算高，城镇职工社保的缴费基数和比例普遍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范围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往往频繁变更工作状态或工作地点，如果想在工作地享受养老保险，通常需要在当地至少缴纳10年社保，但很多人难以达到养老保险待遇享受的门槛。
许志星补充说：“人性是渴望有所保障的，本质上不是不愿意缴费，而是经济压力太大，不得不取舍，用牺牲未来的方式顾全当下。”
很显然，制度性问题可能不是企业有能力解决的，而有赖于国家出手。
其实国家一直在完善制度。比如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经在很多地方推广，其对标五险中的工伤险，部分解决了骑手工伤事故率较高的燃眉之急。
据了解，职业伤害保障的推出，国家、企业、工会都有参与，既尊重了各方利益，也是各方都有所妥协的结果。
事实上，如果各方都推卸责任，问题就愈演愈烈。但如果各方都做一点事情，包括都做一点妥协，很多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——这不局限于骑手的社保问题，各方合力，劳动者的其他权益保护问题也更容易能够解决。